1927年12月的汉口，长江雾气翻滚，江面上传来汽笛声，徐象谦缩紧棉衣，在码头边徘徊。几个月前他还在广州起义的枪火里，可一夜之间，同志四散，队伍解体，他忽然发现自己最大的心愿不是吃口热饭，而是找到那个传说中“正在筹划农村武装”的毛泽东。找人无果炒股配资利息论坛，他把“象谦”改成“向前”，暗示自己只能继续往前走，这个决定后来成为他一生的注脚。
沉到基层之后，他迅速弄明白：单靠城市暴动，赢不了。广东失败，他转身奔向东江；东江局面收不住，他又接到上海秘密交通站的通知，“去鄂豫边”五个字，让他眼睛一亮。1929年夏天，他同何玉琳、桂步蟾换了身长衫，从外滩登船，经汉口转箭厂河，真正踏进了大别山。
大别山表面青翠，内部却像一张被反复揉皱的纸。三省交界，山道错杂，民团林立，国民党正规军、地方豪绅、红枪会都盯着这一块。徐向前走村串寨时发现，本地百姓对红军并不排斥，原因简单：自卫队夜里护庄稼，红军白天帮割麦子，谁贴身谁得人心。于是，他在箭厂河开第一堂动员会，话不多，“打掉欺负咱的人，自己挑明白的活路”，乡里汉子听懂了，四下嚷嚷要报名。
不久，吴光浩牺牲的噩耗被层层封锁。徐向前被推到台前挂名副师长，实际上统揽全盘。他观察对手，罗霖、李克邦、刘峙，几乎都出自黄埔，兵学传统相似：大纵深迂回、分进合击、火力集中。徐向前却偏偏打游击、打夜仗、打冷枪。为了说明思路，他用粉笔在墙上写七句话，后来人称“大别山七原则”。最短的一条只有四个字——“敌进我退”。
1929年6月至8月的“罗李会剿”，验证了这套办法。白天主力消失在竹林，夜里挑最疲惫的敌营下手。五次突袭，俘敌、毁枪、烧粮。战后统计，红三十一师反而比开战时多了两百条枪。消息传开，山里人议论：“新来的徐师长，不光会写洋字，还会割麦子，像自家兄弟。”
会剿刚停，刘峙又来了。这位昔日黄埔少校教官对学生的脾性并不陌生，可他没想到对手把连环“跑圈战”玩得炉火纯青。徐向前将队伍拆成数个尖刀分队，插花式换防，敌军昼夜追逐，越追越糊涂。刘峙给南京发电报：“红军似雾，摸不到边。”两个月下来，第一集团军扔掉三千条枪，换来一张虚空作战图。
到了1930年春，鄂豫边已有三千赤脚战士。红一军正式成立，徐向前兼参谋长。随后双桥镇一仗，把他的名字推到各大报纸。战场位置四面环山，易守难攻，却被他逆向运用：让敌人进镇，再四面合围。长枪短炮一起上，群众抬着大刀红缨冲在前头。敌军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被堵在指挥所，隔窗看见红军潮水般涌来，面色惨白。有意思的是，他当年也是徐向前的顶头上司。被俘那一刻，两人四目相对，岳维峻叹了句：“后生可畏，你放我一条命，我给你当向导。”这句求生话，后来被老兵们当笑料讲了多年。
外界只看见捷报，却未必知道红军内部的艰难。武器缺，药品更缺，早晨动员会上还站得笔直的战士，晚上可能因破伤风倒下。徐向前定下一条：所有伤员优先用药，干部不例外。有人嘀咕“参谋长太傻”，可实践证明，伤员被救活回归队伍，忠诚度爆表，远比新招的壮丁强。
自广州炮火到大别山会剿，八个年头转眼即逝。期间中央红军长征爆发，徐向前一直没与毛泽东碰过面。有人半开玩笑：“你拿下老上级都容易，见毛主席倒成难事。”他笑笑，不置可否。他的全部精力还在琢磨怎样以小吃大、以弱胜强。
1935年7月，红四方面军北上途中，徐向前终于接到电报：“中央前敌委将在芦花河会面。”几经跋涉，他走进那间藏式土屋。毛泽东上前，握手不松，“向前同志，别来无恙？”徐向前脱口而出：“主席，我找了您八年。”谈话持续不到半小时，毛泽东递上一枚尘封的五星奖章，说是三年前就决定嘉奖。房里简陋，炉火忽明忽暗，却把这场迟来的握手照得格外清楚。
那枚奖章此后一直放在徐向前挎包最里面的口袋。他没有经常拿出来，也不爱提起。对于他，奖章是中央对战士的肯定，更是八年山林血火里一条不起眼却坚硬的主线——只要方向对，路怎么绕都没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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