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27年12月的汉口,长江雾气翻滚,江面上传来汽笛声,徐象谦缩紧棉衣,在码头边徘徊。几个月前他还在广州起义的枪火里,可一夜之间,同志四散,队伍解体,他忽然发现自己最大的心愿不是吃口热饭,而是找到那个传说中“正在筹划农村武装”的毛泽东。找人无果炒股配资利息论坛,他把“象谦”改成“向前”,暗示自己只能继续往前走,这个决定后来成为他一生的注脚。
沉到基层之后,他迅速弄明白:单靠城市暴动,赢不了。广东失败,他转身奔向东江;东江局面收不住,他又接到上海秘密交通站的通知,“去鄂豫边”五个字,让他眼睛一亮。1929年夏天,他同何玉琳、桂步蟾换了身长衫,从外滩登船,经汉口转箭厂河,真正踏进了大别山。
大别山表面青翠,内部却像一张被反复揉皱的纸。三省交界,山道错杂,民团林立,国民党正规军、地方豪绅、红枪会都盯着这一块。徐向前走村串寨时发现,本地百姓对红军并不排斥,原因简单:自卫队夜里护庄稼,红军白天帮割麦子,谁贴身谁得人心。于是,他在箭厂河开第一堂动员会,话不多,“打掉欺负咱的人,自己挑明白的活路”,乡里汉子听懂了,四下嚷嚷要报名。
不久,吴光浩牺牲的噩耗被层层封锁。徐向前被推到台前挂名副师长,实际上统揽全盘。他观察对手,罗霖、李克邦、刘峙,几乎都出自黄埔,兵学传统相似:大纵深迂回、分进合击、火力集中。徐向前却偏偏打游击、打夜仗、打冷枪。为了说明思路,他用粉笔在墙上写七句话,后来人称“大别山七原则”。最短的一条只有四个字——“敌进我退”。
1929年6月至8月的“罗李会剿”,验证了这套办法。白天主力消失在竹林,夜里挑最疲惫的敌营下手。五次突袭,俘敌、毁枪、烧粮。战后统计,红三十一师反而比开战时多了两百条枪。消息传开,山里人议论:“新来的徐师长,不光会写洋字,还会割麦子,像自家兄弟。”

会剿刚停,刘峙又来了。这位昔日黄埔少校教官对学生的脾性并不陌生,可他没想到对手把连环“跑圈战”玩得炉火纯青。徐向前将队伍拆成数个尖刀分队,插花式换防,敌军昼夜追逐,越追越糊涂。刘峙给南京发电报:“红军似雾,摸不到边。”两个月下来,第一集团军扔掉三千条枪,换来一张虚空作战图。
到了1930年春,鄂豫边已有三千赤脚战士。红一军正式成立,徐向前兼参谋长。随后双桥镇一仗,把他的名字推到各大报纸。战场位置四面环山,易守难攻,却被他逆向运用:让敌人进镇,再四面合围。长枪短炮一起上,群众抬着大刀红缨冲在前头。敌军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被堵在指挥所,隔窗看见红军潮水般涌来,面色惨白。有意思的是,他当年也是徐向前的顶头上司。被俘那一刻,两人四目相对,岳维峻叹了句:“后生可畏,你放我一条命,我给你当向导。”这句求生话,后来被老兵们当笑料讲了多年。
外界只看见捷报,却未必知道红军内部的艰难。武器缺,药品更缺,早晨动员会上还站得笔直的战士,晚上可能因破伤风倒下。徐向前定下一条:所有伤员优先用药,干部不例外。有人嘀咕“参谋长太傻”,可实践证明,伤员被救活回归队伍,忠诚度爆表,远比新招的壮丁强。
自广州炮火到大别山会剿,八个年头转眼即逝。期间中央红军长征爆发,徐向前一直没与毛泽东碰过面。有人半开玩笑:“你拿下老上级都容易,见毛主席倒成难事。”他笑笑,不置可否。他的全部精力还在琢磨怎样以小吃大、以弱胜强。
1935年7月,红四方面军北上途中,徐向前终于接到电报:“中央前敌委将在芦花河会面。”几经跋涉,他走进那间藏式土屋。毛泽东上前,握手不松,“向前同志,别来无恙?”徐向前脱口而出:“主席,我找了您八年。”谈话持续不到半小时,毛泽东递上一枚尘封的五星奖章,说是三年前就决定嘉奖。房里简陋,炉火忽明忽暗,却把这场迟来的握手照得格外清楚。
那枚奖章此后一直放在徐向前挎包最里面的口袋。他没有经常拿出来,也不爱提起。对于他,奖章是中央对战士的肯定,更是八年山林血火里一条不起眼却坚硬的主线——只要方向对,路怎么绕都没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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